与抽象的、非具象的流派并行的是另一个非理性的、梦幻的流派，也以反对表现物质世界为基础。这个流派以夏加尔和德·基里科等人的梦幻类型创作为起点，在达达主义中呈现出强烈的反艺术特征，最后成为国际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形而上画派
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1887--1985)和乔治·德·基里科(Giorgio de Chirico,1888--1978)都在第一次大战中来到巴黎，并都引起了阿波利奈尔的注意。夏加尔的画充满了他童年时代的印象，有一种对逝去的童年的眷恋，画面既无理性的秩序，又不服从任何逻辑。如果说夏加尔的这些画是白日梦的产物，那么基里科的画则是梦境本身。基里科的画缺少夏加尔的儿童天性，而旨在捕捉一种独特的尼采式的预感，即外部世界的表面外貌隐藏着另一种更深奥的现实。基里科是生于希腊的意大利人，他常把早年的回忆置入画中，其中有意大利的广场、希腊的雕刻和他父亲修建的铁路。
与众不同的是基里科严格遵守文艺复兴的透视空间，而且具有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建筑般的清晰性。不过，他的透视空间是创造寂寞的梦幻世界的基础，借以表达神秘、孤独和恐惧的效果。例如《一条街道的忧郁和神秘》(1914)和《无限的乡愁》(1913--1914)是他将深景透视法用于情感效果的最好例子。
1917年初，基里科与未来派画家卡洛·卡拉(Carlo Cana,1881--1966)结识，他们提出用"形而上绘画"称呼自己的作品，因为他们的画面把真实与非真实犹如缠绵的梦境融合在一起，所以称得上"形而上"。他们二人组成了形而上画派，加入他们的还有画家乔治·莫兰迪(Giorgio Morandi,1890--1964)等。
达达主义
1916年，一批逃避战争来到中立国瑞士的青年会聚在伏尔泰酒店，建立了名为达达的艺术团体。达达形成了一场文学与视觉艺术的运动。达达的主要创始人有德国的演员和剧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l886--1927)和诗人理查德·许尔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1892--1974)、法国艺术家让·阿尔普(Jean Arp，1887--1966)、罗马尼亚的诗人特里斯坦·察拉(Tristan Tzara,1886--1963)和艺术家马塞尔·扬科(Marcel Janco,1895--?)等。"达达"是个杜撰的词，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达达主义攻击以往的文艺传统，包括20世纪初的试验性运动，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以往文艺的指导原则和美学观念。然而，在艺术方法上，达达主义者接受了未来主义的喧闹、立体主义的并置和任何艺术创造中都存在的偶然机遇。苏黎世达达中最重要的艺术家是让·阿尔普，他主张偶然机遇应当是创造活动必不可少的部分，利用偶然事件是实现把无意识置于艺术之中的重要措施。他的作品一般都涉及有机的抽象形体，无论是显微镜下看见的，还是人的头部或躯干。例如《躯干·肚脐》(1920)和《榔头花》(1916)，他所用的是拼贴画的方法，借助抽象化的有机形状和随意涂抹、非描绘性的色彩创造了一个超然于可见世界之外的幻想世界。战争结束后，苏黎世达达主义者各奔东西，从而把达达精神传播到各地。
早在苏黎世达达之前，法国艺术家马塞尔·迪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1879--1953)和美国画家曼·雷(Man Ray,1890--1976)、摄影师阿尔弗雷德·施蒂格利茨(Alfred Stieglitz,1864--1946)的活动已独立地孕育了类似达达的思想。对前卫派艺术家来说，宽容友好的纽约是他们理想的地方。1913年那里举办了名为"军械库展览会"的大型现代流派美展，施蒂格利茨开设了传播欧洲前卫派艺术的画廊，并创办了宣传喉舌《291》杂志。这个所谓纽约达达的团体的核心人物是迪尚。
迪尚在一次大战期间来到纽约，继续从事他在巴黎开始的"现成品"(ready-made)的实验。"现成品"是指选取日常生活用品或废旧物品制成的艺术品。他第一件现成品作品《自行车轮》(1913)就是一只安装在垫凳上的车轮。这种嘲弄审美原则、赞扬荒唐行为、宣传反艺术的态度对后来的艺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在迪尚的批评艺术、反对艺术的非艺术观念中，现成品扮演着主要角色，但这个概念包含许多层次，不易解释清楚。最著名的解释是，他把一个现成品，一只尿斗放到展览会上，取名为《泉》(1917)，他说，"我把小便器放到他们(观众)面前，现在他们走来赞赏它的美。"现成品这个概念似乎很适合于那些不是艺术品的东西，它也不是指速写，也不符合于艺术领域公认的术语。这个概念对后来装置艺术很有影响。
迪尚在美国非常活跃，编辑了好几本杂志，制作了一部抽象影片，创造了文字游戏，这些都是以一种类似苏黎世达达的幽默感做成的。他在1923年放弃了绘画，转而从事更纯粹的理智活动，如下棋或进行光学和机械的实验。他的《新娘甚至被光棍们剥光了衣服》(1923)，以混合材料制成，表现了一种人为机器、机器为人的荒诞感。
皮卡比亚于1913年来到纽约，目睹了军械库展览会对美国艺术产生的巨大影响。像迪尚一样，他是个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致力于机械文明主题的探索，创作用木、铜、厚纸板拼贴的作品，他的机械的象征符号建立在丰富的日常生活知识之上。皮卡比亚经常往返于欧、美之间，1916年参加了苏黎世达达，第二年参加了巴黎的首届达达艺术表演。
战后达达主义传遍欧洲，1919年阿尔普帮助他的老友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在科隆发起了科隆达达;1923年在库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1887--1948)领导下形成了汉诺威达达;许尔森贝克在1918年发起了柏林达达。
1918年，巴黎达达成长起来。1921年，达达主义所有的发起人都应召来到巴黎，可以说，这是达达主义集体活动的最后一幕。最初，巴黎达达主要是文学性的，主要活动是发表宣言、朗读达达主义文章、传阅杂志和体验各种偶然事件。1922年，达达主义者召开巴黎会议，原来达达的无拘无束的特性退化成群众示威、争吵骚动，仅保存了表达的充分自由。到1924年，达达主义便在"超现实主义"的名义下统一起来了。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是法国作家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1896--1966)领导的文学和艺术的运动。1924年，布勒东在巴黎发表了超现实主义宣言，集合到他周围的人大多是从前的达达主义者，他们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团体。这个团体重视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心理学的方法。布勒东特别推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指出超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至今被忽视的某种联想形式的超现实性，相信梦幻万能，相信不受任何支配的思想。他希望把具有女性特征的感情与直觉放到首位，把它们置于理性和逻辑之上。因此他主张系统研究以梦幻为主的无意识，他认为梦幻和现实这两种明显对立的心理状态将转变成一种绝对的现实--超现实，而实现这种梦幻与现实统一的超现实的技术就是纯精神的无意识行为。借助这种技术揭示思想的真实过程，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而且没有任何审美的或道德的偏见。
超现实主义运动具有开放性，它甚至把与它毫无关系，仅仅在风格或形象方面近似的当代艺术家列为超现实主义者，例如毕加索、布拉克、克莱、夏加尔，并在超现实主义刊物上登载他们的作品。除了上述艺术家外，布勒东还把迪尚、德·基里科、恩斯特、阿尔普、马松、曼·雷、皮卡比亚和米罗与超现实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后来又增加了唐吉、马格里特和达利。
毕加索虽然置身于超现实主义活动之外，但正是超现实主义影响到他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艺术，赋予他对自己个性的新的见解，促使他追寻暗示的、甚至非理性的联想，从而使他在艺术中较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感情。毕加索对超现实主义基本的变形观念非常着迷，甚至把纪念阿波利奈尔的裸体像转变成庞大的骨头状的纪念碑，如《纪念碑设计:夏纳浴者》(1927，炭笔素描)。他的作品为较年轻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提供了一个参照。他们人人几乎都受到毕加索的影响。
超现实主义画家有各不相同的背景，但他们在各自的艺术中都已具备运用幻想的经验。西班牙的胡安·米罗(Joan Miro，1893--1983)，用布勒东的话来说，是最地道的超现实主义者。但在此以前米罗已经历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的过程。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米罗开始以儿童般的方式作画。、《人投鸟一石子》(1926)是半为回忆，半为梦幻，以巨足代表人的形体。这幅油画具有一种出乎天性的自发性，一种童稚气的快乐，同时反映出画家对形和色的熟练把握。米罗非常多产，而且不断打破传统。他一度把文字引入画中，以证明他相信诗与画有相等的价值。像其它的超现实主义者那样，他找到了一种描绘明显的性特征的方法。
马克斯·恩斯特总是沉迷于他的潜意识世界之中，在技法上也有许多创造，如使用拓印法、粘揭法、转印法、拼贴法、集成照片等等，如(俩个孩子受到夜驾的恐吓》(1924)。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开始转向雕塑方面，他的雕塑创作能力，可与绘画和拼贴相匹敌。
最热情地运用超现实主义无意识技术的是安德烈·马松(Andre Mason,1896--1987)。他把布勒东发明的无意识写作用到一种抽象手法之上，从而使有节奏的迅速移动的笔触在画面上产生一种强烈的气的。在《鱼斗》(1927)中，他把染色的沙子洒到胡乱地抹上胶水的画布上:正如题目所表明的，动物的暴力行为被当作人之激情的隐喻。
伊夫·唐吉(Yves Tanguy，1900--1955)发明了一种怪诞的抽象风景画，里面充斥着各种无定形的物象，半是有机形态的，半是机械形态的，但绝不是在醒着时在世界中所见到的东西，1939年移居美国以后，他创作了一些似乎表现宇宙被毁灭后残留景象的作品，画面中好像存在看弱小的有机物与黑暗和严寒的抗争。
比利时的勒内·马格里特(Rene Magritte,1898--1967)喜欢运用写实主义的逼真法把互不相干的事物并置于幻觉的场景中。他的画经常被当作谜语，通过讲出一些物体的名称并把它们画出来，由此提出一些诸如绘画真实与客观真实之间关系的似非而是的问题。例如他的《形象的背离》(1928--1929)画的是一个精细得可以乱真的烟斗，但在烟斗下面却整齐地写着"这不是烟斗"这句确实无误的话，从而混淆了图画的真实性。马格里特的这种方法也被称为神秘现实主义。
加入超现实主义行列的最后一位重要艺术家是西班牙的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l904--1988)。他童年早熟，具有过度兴奋的心理状态，后来他沉迷于早年经验的回忆，并把这些经验转移到他的画中。达利早年的创作起初受到未来主义和形而上绘画的影响，后来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学会了把梦境原原本本地转移到画中。1929年他来到巴黎并立即参加了超现实主义的活动。《记忆的持续性》(1931)中，他把象征时间的钟表画得像软绵绵的面饼，挂在树枝上和搭拉在墙上，停滞的时间暗示着永恒。达利仔细研究了弗洛伊德的方法，借助所谓"妄想狂批判"创造了他自己的创作方法，即运用出自梦境、幻想、记忆和心理学或病理学的变形要素，创造梦幻的现实。他非常出色的理论和丰富多采的创造给超现实主义运动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
30年代，超现实主义支配了欧洲的文坛和画坛，二次大战期间，大多数超现实主义者都到美国避难，这为美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准备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