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家到画僧的嬗变，可不是一件轻松洒脱的事情。只有受过“三坛大戒”，才可成为正式的出家人。受戒之前，戒子们(等待受戒的男女)的集训生活比军营更加严格。每人被授予一个号码，代替了各自的姓名。所有的戒子编为若干班，史国良被指定为比丘三班的班首。每天清晨4时起床，只有10分钟的整理内务和盥洗时间;一间寮房(和尚居住的房间)住九个人，卫生间里只有两个便器。为了不因站队迟到而受罚，早上的“如厕战”进行得无比紧张而激烈。
早课的第一堂是朝山，从山脚开始，念一句佛号，趴在地上叩一个头起来，向山上迈一步;再念一句佛号，再叩一个头，再起来……一直叩到山顶，即使赶上下雨地上全湿的时候也要叩下去。炎热的夏季，戒子们仍然要按规矩穿好六层僧衣，即使不下雨，浑身上下从里到外也会被汗水浸透。在西藏，史国良看过也画过一队队男男女女的藏民背着行囊摇着转铃，走一步叩一个长头，直叩到佛住的地方。朝山过后是念经。吃饭叫“过堂”。每餐都要站队，在纠察师傅的带领下唱开斋偈;东面都为男众，西面都为女众，每个人面前放置一个汤碗、一个饭碗，坐要笔直，双目看前方，不能说话，也不能四处张望。第一天用的是竹筷，第二天就改用铁筷了，这是对戒子们进行无声行为的训练。饭毕，还要集体念“结斋偈”。上午的早课后，一般是去大殿听讲。下午课主要是练习佛门的规矩：如何合掌，如何行礼……晚课过后往往已是夜11点。晚上睡觉也有规矩：面朝里，右手托头侧卧——如释伽牟尼涅盘时的睡姿，这也有个名称，叫做“吉祥卧”，而且必须盖棉被。天那样热，戒子们总要到后半夜才能睡着，刚刚进入梦乡，起床的钟声又敲响了……
山上有许多燕子，史国良把它们写进了日记。“小燕子，你们是候鸟，都集中到我们这座山上了。你们很快就要飞回北京去繁育后代了，如果在城北的护城河边的一个大院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就是我妈妈，你们给她捎个信儿，说我想她。你们要是能飞到温哥华就好了，替我去看看我的孩子和他的妈妈过得好不好，看看他们在做什么……”
按照寺里的规定，每天午饭后，亲属可以来看戒子。哪位戒子的亲属来了，纠察师傅就会在结斋时叫：“×号，留下来!”
史国良知道自己的亲人和自己远隔着千山万水，根本不可能来看自己的，可每次结斋时还是暗暗盼着能听到自己的编号。自然，每次他都怀着失落和怅惘离开斋堂。受戒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剃度仪式在1996年9月27日举行，和史国良一同剃度的还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141名男众和女众。那是一个盛大的法会。
史国良双手合十跪在地上。自从下定出家的决心，他一直处在一种亢奋之中，以殉道者的心情体味着献身的勇敢和悲壮。然而，现实的僧侣生涯把他的浪漫和幻想彻底地击碎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为了实现画僧的理想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
戒场上，黄幡飘舞，香烟缭绕，法器齐鸣。法钟“咣咣”，每一声都让他全身的肌肉震颤;法鼓“咚咚”，每一下都像敲在他的头顶上;法号“呜呜”，他觉得自己的心一片一片地破碎了。
这也是一个他与尘世告别的仪式。从此以后，那个年轻的教授史国良、大画家史国良、名人史国良不复存在了，他变成了慧禅和尚，置身于小沙弥的队伍中，长伴着青灯、古佛、暮鼓、晨钟。可尘世中，还有多少他无法扯断的牵挂。
史国良(释慧禅)，1956年生，中国当代著名人物画家;师从蒋兆和、黄胄和周思聪先生，1980年毕业於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协会员，中央美院及首都师大美术系客座教授。 他的作品《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为此又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荣誉嘉奖。他的画风以写实手法，反映时代生活为主。功底扎实、笔墨厚重，是中国人物画坛写实派的重镇。1989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1995年在美国西来寺披剃出家，为当代中国画僧的再传人，2010年还俗;现定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