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获悉，今年的科技创新大赛是教育部规定高考加分“瘦身”后迎来的“首战”，在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奖的学生将不再享受高考加分、等优惠政策。但从报名情况看，青少年参与热情并未因此减退。
自从有了高考加分政策之后，高考又为我们“炮制”了两个新的词语，“裸分状元”与“加分状元”。前者是指，在高考当中，单纯地凭借试卷中的得分而跃居状元宝座的考生，后者则是在试卷得分的基础之上，再依据各类加分政策，额外增加附加分之后，所形成的山寨状元。加分，原本是一项激励措施，对于更多的考生而言，那应该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因素，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各类加分规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其中，有些多少还与学生的综合素养有关，而有些加分规定，则完全是因人而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高考更为严重的不公平。以2009年高考加分政策的实施过程为例，浙江绍兴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长分别是越城区副区长、市建行行长、市财政局副局长、市交警支队科长、市教育局科长、绍兴一中党委书记等，其余的学生都是教师子女。也就是说，与权势、金钱以及“地利”(学校或教师)毫无关系的其他普通考生，可能根本就无缘享受各类加分政策。
也许，我们还会搬出不同学生的综合素养不同的由头，而为各类加分政策鼓掌叫好，不过，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即使是直接与综合素养相联系的加分政策，也存在着极其严重的不公平。以科技创新等各类竞赛为例，能够开展这类竞赛的地区与学校，其起点远远高于偏远地方的学校;而能够参加这各种竞赛的学生，除了素质这个因素外，也必然与其家庭条件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一些农村学生与部分竞赛加分规定无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而是因为客观的经济条件所导致。当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与城市中的孩子做同样的一张试卷考试时，前者的起跑线已经远远落后，此时，再增添这么一些许多农村孩子根本就无缘享受的加分政策，他们的落后，可能就不是一步之遥了。这种巨大的落差，已经演变成了沉重的社会问题。
当然，取消这些加分规定，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加分，能够激励少数学生的创造性，便于发展学生的特长。不过，这些特长，应该是建立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不应该作为抢得先机的“作弊器”。也正是这个原因，北京市决定将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与“高考”脱钩，必然得到一片叫好之声。在目前无法改变高考这一现状之下，高考的裸考，显然会更加公平。